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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中國教師博物館捐獻珍藏


  聽說要在曲阜師范大學建設 “中國教師博物館”,我感到無比欣喜與振奮,對中國教育來說,這可是史無前例的壯舉。正如曲阜師大黨委書記戚萬學同志指出:建設中國教師博物館,是歷史賦予孔子家鄉(xiāng)大學的光榮使命,是學校 “文化立校”戰(zhàn)略傾力打造的重大文化項目,是建設國家 “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曲阜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示范區(qū)的有力支撐和重要一極。曲阜師范大學的創(chuàng)舉,得到國家和省級、地市的大力支持,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向全國有關部門發(fā)出通知,全面開展文物征集工作,曲阜師大的一些原領導、教授、校友已向中國教師博物館捐贈了首批文物。
  我也有幾件文物,是我多年珍藏的紀念物,但我想現(xiàn)在捐贈給中國教師博物館更合適。2018年4月18日,中國教師博物館為我舉辦了捐贈物接受儀式,當場向我頒發(fā)了 “捐贈證書”,我所捐贈的文物為中國教師博物館所收藏。
  這些捐贈物中有:我與上世紀六十年代內(nèi)蒙古集寧師范學校的老同學劉云山的合影,合影地址在北京劉云山住宅,時間為 1997年 4月。時劉云山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領導小組組長。我是海軍政治學院教授。有人也許說,這與教師有何關聯(lián)?其實不然。劉云山同志從1993年調(diào)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以來,長期負責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的領導工作,二十多年來,國家逐年提高了高校的國家社科項目的質(zhì)量與數(shù)量,從最初立項資助幾千元,到現(xiàn)在一般項目資助就有二十多萬元;從評獎到改為設立成果文庫;從年度單項到不定期的后期資助項目、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西部項目等;從評審制度的初步制定到多次改革以適應公平、合理;從大力發(fā)展國內(nèi)社科研究到優(yōu)秀成果在世界范圍傳播……這些變化背后體現(xiàn)的是,黨中央對我們高校教師學術研究的關心、鼓勵、指導、推動與扶持。
  其次是在1983年5月,我與我的碩士生導師劉乃昌及碩士論文答辯委員會其他老師的合影。劉乃昌 1930生,1953年畢業(yè)于山東大學中文系,1959年畢業(yè)于浙江師范學院 (后改名杭州大學,現(xiàn)并入浙江大學)古典文學研究班,師從詞學泰斗夏承燾先生,一生潛心研治詞學與兩宋文學,是國內(nèi)宋代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是我校中文系首個正教授,也是我校早期唯一的古代文學碩士生導師。在他三年的精心指導下,我順利成為曲阜師范學院首屆文學碩士,并后來成為曲阜師范大學最早畢業(yè)的文學博士。劉乃昌教授曾任中國蘇軾學會副會長,中國李清照、辛棄疾學會會長,1984年以來先后被評為山東省專業(yè)技術拔尖人才、省勞動模范、全國優(yōu)秀教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任多屆省政協(xié)委員。晚年患上阿茲海默癥,唯一沒有忘記的就是學術問題。當我去他住所求他為我的 《漢代文化特色及形成》一書寫序時,師母說他腦子不行了,不能寫什么東西了,不想劉老師卻爽快地答應下來,他寫好后很快寄給我。但確實有些失憶,將我稱為 “楊先生”,將 《后漢書》記成是漢代作品,我將此二處刪除,成為 《漢代文化特色及形成》首篇序言。劉老師的序言原件及那本 《漢代文化特色及形成》,都是我想捐獻的。
  第三張照片是我與公木先生于1991年在青島參加 《先秦大文學史》編寫會議時的合影,當時他為吉林大學教授,我是海軍政治學院的副教授。公木先生原名張松如,1910年出生,曾在北平大學第一師范學院 (現(xiàn)北京師大)國文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9年由他作詞,鄭律成譜曲的《八路軍進行曲》,后來成為 《解放軍軍歌》。1942年5月他接到毛澤東親筆寫的請柬,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毛主席緊握著他的手說: “寫兵好,唱兵好,你寫得好啊,今后多寫些?!彼匾曀鸭窀?,與何其芳合編了《陜北民歌選》。1945年10月隨東北文藝工作團到遼寧,任本溪市委宣傳部長,在沈陽演出時將陜北的 《移民歌》,改名為 《東方紅》,原歌詞只有一段,由公木補寫了兩段,音樂家劉熾以 《白馬調(diào)》加工整理。在 《大家唱》上發(fā)表時,署名張松如改詞,劉熾編曲,這就是舉世聞名的 《東方紅》歌曲的誕生和定稿過程。之后他便是東北師大的創(chuàng)建者與領導人。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從東北師大調(diào)至北京,接替丁玲擔任中國作協(xié)文學講習所所長,把主要精力轉入培養(yǎng)文學新人,親自指導邵燕祥、張志民、流沙河、未央、雁翼等人,并為邵燕祥、張永枚、張?zhí)烀竦热藢懺娫u。反右運動后,調(diào)回吉林,曾任吉林大學文學院名譽院長,吉林省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副主席暨文學協(xié)會主席,中國文聯(lián)委員暨吉林省文聯(lián)副主席、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事、顧問暨吉林分會主席、中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會長、中國詩經(jīng)學會名譽會長等職。公木老師是我報考博士生的推薦人,是我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由于他與我的導師楊公驥是莫逆之交,所以也經(jīng)常得到他的教誨。我與同學趙敏俐申請的第一個社科項目是國家教委1990年批準的社科基金項目 《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公木老師特地寫了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研究、史之史———致趙敏俐、楊樹增》,我們把它當序言放到他人序的前面,此書完成于1997年,1998年12月獲北京市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我想把這本書獻出,以寄托對這位老人的哀思,紀念他對中國革命的特殊貢獻與他對我黨東北高校教育所特有的篳路藍縷創(chuàng)業(yè)功勛。
  另一照片,是在1988年3月東北師大博士論文答辯會上,我與導師楊公驥等人的合影,照片也印在 《紀念楊公驥教授誕辰九十周年學術論文集》中。楊公驥1921年生,曾在武昌中華大學、陜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學習。1946年任東北大學 (今東北師范大學)教授,1953年被任命為國家研究生導師,1978年后擔任 “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生培養(yǎng)工作。1981年被國務院任命為首批博士研究生導師,全國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我校除我之外,還有他指導的研究生,如已故的戴勝蘭教授,甚至還有他的研究生培養(yǎng)的研究生,如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導師趙東栓教授。楊公驥是全國公認的著名社會科學家,文學史家。曾任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文聯(lián)全國委員會委員,吉林省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吉林分會名譽主席,吉林省民俗學會理事長等職。論著涉及中國古代文學、哲學、歷史、文藝、語言、訓詁、考古、民俗等學科,在學界有廣泛影響。對于恩師,我寫過一些紀念他的文章,經(jīng)過教育部認可備案,北京大學出版社籌劃出版一套 “中國學術大師”的叢書,并定下以 “文史全才:楊公驥”來書寫楊公驥教授。我與楊公驥女兒楊若木費了二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撰寫任務,基本上詳述了他一生曲折坎坷的經(jīng)歷與超乎常人的學問與人品。1987年在我博士生畢業(yè)即將離開他時,他給我的贈言是: “國家培養(yǎng)你成為一個高級專業(yè)人員,很不容易,不要思慕著當官,安心做一名高校教師,但要具有精神成果的創(chuàng)新能力,不做知識的二道販子。”他將寫的一首 《無題》詩贈我,這個原件我一直保存,我也想把它與 《紀念楊公驥教授誕辰九十周年學術論文集》一齊獻給中國教師博物館。
  剩下捐獻的就是屬于我自己的證件了,兩個畢業(yè)證:1983年曲阜師范學院研究生畢業(yè)證書與1999年中央黨校干部進修班畢業(yè)證書;兩個學位證書:1983年曲阜師范學院頒發(fā)的碩士學位證書與1988年東北師范大學頒發(fā)的博士學位證書;兩份聘書:一份是2009年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領導小組頒發(fā)的聘書,聘我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評審專家,這是我校教師中首次接受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領導小組頒發(fā)的聘書。之前,在1999年3月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辦公室下文,聘我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yōu)秀成果評獎通訊評審專家。2007年5月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辦公室下文,聘我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特聘評審專家,并參加了2007年與2008年度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評審。2009年正式聘我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評審專家。聘書外還附有我2007年以來的出席證影印件,從出席證可見,一開始還有名字,后來就沒有了,這說明評審制度進一步嚴密,防止泄露信息。另一是2013年10月曲阜師范大學頒發(fā)的特聘教授的聘書。兩個通知:一是2007年7月曲阜師范大學公布博士生導師的通知 (公布我為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導師),二是2013年10月曲阜師范大學關于成立儒家文學研究所及負責人聘任的通知 (聘我為曲阜師范大學儒家文學研究所所長)。
  我從曲阜師范學院啟程,最后又回歸曲阜師范大學,先成為曲阜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導師,后成為曲阜師范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生導師。這些捐物,可以看到一個幼稚的學子如何成為一名人民教師與學者,看到學校與導師培養(yǎng)我所付出的辛勞。教育本是薪火相傳的事業(yè),這些捐物或許對后學有些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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